企業的本真狀態就是企業的哲學觀，哲學的本真是思，而哲學觀就是思維。企業存在的本真狀態就是社會性生存需要顯現為組織形態，它的思維(哲學觀)就是通過各種形式讓它合理存在。換言之，社會性質的變化，決定企業是否需要存在，或者以何種方式存在。簡言之，假設我們將商業行為通過帶有哲學性的藝術思維的方式展現出來，它的基礎就是社會審美能力已經普遍達到較高的水平后的現實存在。
一如政治哲學觀念那樣，西方所有迅速崛起的國家都是通過專制制度達成的，英格蘭、法蘭西都一樣，德國也是在卑斯麥統一后開始強大。中國與印度的發展就可以看出專制與民主的不同，但是我們需要考慮到啟蒙的作用。也就是說，專制制度只有在初期起到快速發展的作用，在政治經濟學中我們稱之為重商主義時期。
1840年，中國人總結失敗的原因在于，西方船堅炮利，奇技淫巧之物比我們好，但制度、文化還是我們好。解決方法就是在器物上學習，師夷技長以治夷。于是花了五十年打造北洋水師，一遭遇到倭寇幾個小時的時間，甲午大海戰就結束了。
中國人再次總結問題：日本人搞了政治改革，他們的君主專制變了君主立憲，我們也需要從制度上改變。于是維新開始，百日后失敗；辛亥革命再次開始，搞民主共和，革命成功了！可袁世凱奪權還想當皇帝，就發現制度也沒有解決問題。
問題在哪里？
文化！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三次崛起，中國人找到了阻礙中國成長的罪魁禍首：儒家！五四運動開始，引進民主和科學，德先生賽先生，啟蒙運動浩浩蕩蕩開始。1931、37抗日戰爭開始，啟蒙被擱置！直至今日中國的啟蒙教育仍然沒有開始的意思，思想也只在80年代自由了幾天。
冷戰后世界格局東、西兩大陣營。中國的文革也結束了，改革開放也走了1840后相同的道路：首先買器物搞經濟改革，也就是搞物質發展；80代搞下來搞出問題了，腐敗開始了，于是，開始搞政治改革，就是在制度上建立規則；最后發現現在搞的制度并不比百日維新、辛亥革命高明多少，腐敗更嚴重了！
問題在哪里？
文化，再搞文化。于是，全世界都是孔子學院。
孔子講什么？道德。道德是否可教？這在古希臘蘇格拉底那里是一個哲學問題，知識即美德，他認為人有了知識就知道不守道德對自己不利，所以知識越多道德越高尚；而普羅泰格拉認為知識越多做壞事越大，這一點在中西方都得到驗證。中國的道德建立在情感上的，但這基于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現在農業自然經濟變成市場經濟，它講的是市場經濟的道德(亞當斯密的道德)。
市場經濟強調理性(契約)，理性是可教的。儒家并不提倡錢，儒商講信用因為有皇帝在，商人跟權力結合就能形成紅頂商人，皇權起到穩定性。如今已是亂世，沒有絕對權威存在，就沒有儒商的生存空間。現在的儒商就變成腐敗，這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儒家是有自由的內涵，至于儒家選擇不自由，那也應當是自由的儒家，自由不僅是選擇做什么，而是可以選擇不做什么。
佛教與基督教的差別:相同的都教人放下，不同的是基督教讓人承擔痛苦的能力，這個能力比佛家要強很多。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讓每個人都從世俗社會脫離出來單獨面對上帝，人和人之間的靈魂是平等的，都是自由的，從而建立起靈魂的自由，人的精神被提高了。中世紀以后法權社會到啟蒙運動，自由的等級開始變化，從靈魂的自由到權力的自由到信仰的自由，個人的權利意識建立起來了
基督教以異化的方式教化人類，讓個體獨立起來。而儒家讓人永遠陷入世俗親情與肉體之中，不能獨立。沒有讓人們的精神生活獨立出來，沒有個體的追求。比如追求個人的實惠，是否當權利來追求？這就將人提高了一個層次。啟蒙立足于實用目的，功利思想，落實到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也就是用理性處理財產關系、權利關系；在此之上，藝術宗教才達到更高的精神。
儒家最大的問題就是偽善，孔子一直無法解決鄉愿問題。
科學可以揭示傳統道德的虛偽性，比如技術官僚錢學森說畝產十三萬斤，這就是愚蠢。科學有自己的獨立標準，可以鑒定道德的真偽，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還依然有效。教育限制了科學，把它變成技術，變成規則，維護政績。科學在北洋時期，西南聯大時期，錢學森剛回來的時候還有一點。大學要又紅又專，成為沒有科舉制度的科舉教育，科舉制度的目的就是培養官僚，企業建立這樣的教育體系，就會將自己變成官僚機構，無法適應市場經濟。
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就是為政治服務。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對象，58年，打下知識分子的傲氣，工人、農民是衣食父母，這就是忠孝立國的方針。政治體制改革是儒家的根基，也就是普世價值的引進，儒家才能起到好的作用，而不是將儒家當作意識形態來利用。這是傳統政治思想，不應該是現代企業思想。
企業經營哲學是企業的一門智慧之學，智慧就是看清事物之間的關系。想要看清事物之間的關系，就需要認識事物，掌握它們的相關性。恩特并非一家學術機構，但愿帶著企業一起探索智慧的界域。
就企業的哲學觀而言，思的范疇首先是市場經濟，它是企業哲學基本構件，思想體系主要來源于政治經濟學而非微觀經濟學，也就是我們常講的宏觀經濟。由于政治經濟學是基于西方商業文明條件下形成的學說，所以在前些章節中大體講述了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狀態下的政治情形。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以企業的形式展開，那么，它就需要有支撐這個形式的內在條件，即，符合這個國家制度的經濟體制。換言之，企業存在的形式需要根據國家政治政制與經濟制度來塑型。例如：掠奪期的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型（目前政府努力割斷官商勾結是掠奪型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型的信號），企業就必須從掠奪的狀態轉向初步規范的市場狀態。
由于中國政府無力改變遺留下政治問題，而企業作為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就需要有政治智慧，承擔起政治轉型陣痛期的任務，即，意識形態的轉變與賦稅的責任。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賦稅與分配的合理性，這是世界級的難題，全球最早的研究實踐發生在中國，即，王安石變法。換言之，企業如何建立合理的員工“課稅”（勞動付出）與員工所得，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而不是簡單的交易行為。
同時，各國政治（如古希臘商業立國、中國是農業立國）是按照其自然資源條件確立的，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選擇的文化形態各異：古希臘選擇了民主政治，發展了神學、詩學、悲劇、哲學（物理學、數學、幾何學、倫理學、生物學等）、民主政治、雕刻藝術等；而中國發展了儒、法家思想，摒棄了墨家思想。換言之，企業文化中思想的選擇同樣重要，是繼承中國傳統思想還是引入西方人本思想，亦或兼容并蓄。
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是有個哲學王統治國家，這種思想雖然看起來烏托邦，卻影響著西方后來的基督教思想。中國企業家夢想有本自己的圣經，員工成為教徒；企業的品牌成為圖騰，人人膜拜。但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讓它成為圣經、成為圖騰，恩特愿與每個企業家一起學習與分享。
討論企業思想的建立就必須討論到企業倫理觀念，在理想國里有四主德：智慧、正義、勇敢與節制；意思是，擁有智慧的是極少數人哲學王，他們統治國家；而保衛城邦的救士兵需要勇敢；手工業者、商人這樣的一般自由民需要節制；正義就是大家各安其位，這就是柏拉圖的倫理觀念。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為這些美德賦予了倫理（見《尼各馬可倫理學》）的意義，如勇敢不足叫怯懦，勇敢過度是鹵莽。
中國的倫理是指倫常，在現實中與道德混用。企業倫理觀念可以根據現在的文化形態與企業的思想、治理結構相結合，也可以選擇中或西方的倫理思想進行應用。無論做出何種選擇，企業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知識結構，這樣才能讓員工有靈魂的家園感。
柏拉圖的靈魂學說有三個部分：理性、意志與欲望；理性就是代表智慧，意志可以增加主見，節制可以控制欲望。企業培養出來的靈魂具有什么樣的品質、能力和性格，在企業家思想里首先要成形。
成功的企業家希望個人擁有高貴的品質，完備的德行與溫和的性格，這樣的靈魂移植到企業是否就是一種企業思想，還是說這僅僅是企業人格化的一種理想狀態？我們站在政治經濟學思想與這個時代的文化土壤上思考。
企業人格化塑造所要追求的目標是企業文化的形態，它擴展出來的新樣式是企業經營的藝術性與品牌化的美學思想，這些思想的匯集最終指向了企業存在的意義，即組織的目標（人的合目的性），也就是企業所承擔的作為社會組織所承擔的人的幸福目的，企業實際上分有了國家存在的目的，而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人或經濟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