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化的起源是一樣的，都是在數百萬年的生存過程中逐漸產生了智性反應，思維得到的伸展，進而獲得有效的生存機制，形成了文化。
據全球性人類基因大樣本分析考證，現在人類的祖先是13萬年前同一個非洲女性的后代，由于人類自身造成的生存環境的破壞而由非洲向全球遷徙，文明之果都成為沙漠形成之因。中國文化只是人類完成大規模遷徙后，定居下來以后根據區域特性，在數萬年中慢慢產生了的區域性生存機制形成的中原文化。
全球最早的文化都表現為自然崇拜，這種文化形成了原初性的思想，就是自然主義的生存觀念。由于人類生殖潛力超過了自然生存量，當一些區域的人類因為食物豐富形成大規模繁衍后，自然供給出現不足，人類對生存方式也就有了新的思考。
西方的蘇美爾文明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形成，由于人類繁殖速度增加，生態遭到破壞，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的農業已無法養活數量龐大的人口；至腓尼基文明時，商業自然成為非農業地區重要的生存交換手段。
遷徙到中國區域的人類，由于選擇了在土壤肥沃的黃河流域寄居生存，而黃河流域又是最適合農業生產的地帶，所以產生了農業生存形態的思想。人類的智性能力在當時對于生存在自然環境下產生的各種現象并沒有能力理解，產生自然崇拜是可以想像的。
自然主義思想的形成，在文明初期通過各種對神的祭祀來解釋、連結人與自然。中國在夏朝時期逐步形成了祭祀的系統方法，現在稱之為連山易，現在的考古發現證實了商朝有歸藏易，直至我們現在認識的周的周易，但還只是對不可捉摸的自然產生最簡單的吉兇占卜。直至今日，生死的問題一直都是困擾人類的問題，成為人類的終極命題。
我們中國一切思想的源頭應該都匯集在這簡單的占卜書里。人類的智性在三代（夏、商、周）時期，西方在同一個時期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人根據“易”思想出了不同的思想，也就是對世界的認識開始有了分殊，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先秦思想：
通過易形成對天的認識：產生了儒家思想；
通過易形成對地的認識：產生了道家思想；
通過易形成對人的認識：產生了墨家思想。
中國的文化中雖然有對自然神的崇拜，當然與西方一樣也有生殖崇拜，但卻并沒有形成人格神，這與西方天、地、人、神四重性不同，我們現在歸結為孔子對神敬而遠之造成的。其實在易經中，只有天、地、人的位置，并沒有神位。比如64卦第一卦乾卦：上兩爻為天位，下兩爻為地位，3、4兩爻為人位，我們常講的“不三不四”指的就是3、4兩爻的人位，如果“不三不四”也就不是人的意思。
我們現在來看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是在吸收墨家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儒、墨是先秦顯學，墨家式微是由于三代以來形成的尊尊而親親的血緣階層管理方式比較穩定，適合農業生產，這與我們當今的工業化已然不是一個境況。
不過易經是自然宗教的存在，只是孔子將之改變成為實用宗教：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道設教。墨子認為很虛偽，但卻沒有孔子老練。這一點黑格爾對孔子的評價是中肯的：“孔子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教訓，從里邊我們不能獲得任何特殊的東西”。他甚至說：假如孔的書從來不曾翻譯過，那倒是好事。
但今天看來，墨家其實就是里爾克的《掘墓人》：“一個被戰勝者。一個過早出現的失敗者，太過早了。”
我們現在聽到的平等，早在墨家那里已經提出了。不同的是，墨家還只是提倡人的平等，而今天我們提倡的是所有生命的平等，包括生物界，也就是生態社會主義。
由于農業文明的特征，夏、商、周三代是穩定的氏族治理模式，“文以載道、樂通倫理”。由于農業文明的穩定性，延續到秦以后的國家治理也并沒有質的改變。也就是說，中國雖然在春秋后因為禮崩樂壞產生了法家思想，卻沒有像西方商業文明那樣產生“政治人”（下篇文章講西方思想時解釋），我們只有農租戶（三代時期）與農人（秦以后土地私有）。
譚嗣同說過“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其實就是一種專制的經營治理方式；而“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荀學屬于儒學，更接近法家，而鄉愿就是偽善。
沒有“政治人”也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或者自由意識的覺醒，我們今天叫個人主義沒有覺醒，這在今天對我們直接進入“經濟人”缺少了重要的過渡。也就是說，從一個集體分配性質的農業耕作轉變為獨立經濟人的運作缺少了“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科學與民主”這個系統的升級。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卻沒有創新能力的原因。
所以，我們講中國的經營思想，其實是講中國的政治經營，也就是曹丕所說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漢武帝時，雖然鹽鐵成為一種商品（參閱“鹽鐵論”），仍然只是基于基本生存的要素存在的，雖然漢武帝是因為戰爭缺錢收回鹽鐵的經營權。也就是說，中國的商業只為解民生必備之需，并不能用現代“經營”的概念理解，它還是圍繞著政治穩定而存在的。
就像中國最早春秋時期的《考工記》，只是官營的手工業制造工藝書，包括計成的《園冶》，絕不是現代的商品或房地產業。
中國的商業其實在近代的清以后形成，而我們將中國的商業經營思想分成：儒商、官商、佛商。從分法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它其實是傳統政治思想的分類，并沒有形成獨立的商業思想。這與西方的商業文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講述中國文化中的經營思想時，我們對此概念做了必要的廓清。
我們通常認為文人經商才叫“儒商”，這是錯誤的認識，儒商是指基于儒家文化思想中“誠”的原則經商；也就是對外經營用的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的圣人思想。
由于中國是氏族管理，儒、法是總綱，在對內的經營管理過程中用的管理思想是落實到“孝”上，長幼有序，層級非常清晰，并不需要在經營中請咨詢公司設計組織架構和績效考核。而中國的商品只是初級的民生必需品，更談不上創新經營，所以官商隨之出現。這個代表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巖，而這個時期已然是1839鴉片戰爭（其實應該叫‘開埠戰爭’）以后的事情了。
當西方將新的世界在沉睡了數千年的中國大地上展開，所有的“機會”似乎都來臨了，佛商這個機會主義的寵兒也應運而生。（篇幅所限，不再贅述）
一切的思想都有一個源頭，而思想通過思維能力的伸展獲得新的生長方向；從對自然的認識形成了天、地、人三分的思想，又經由人形成儒、墨、道的思想。思想的演變過程是生存方式的演變過程，思想是對歷史的總結，并不指向未來，因為未來總是在變，而且不知道變向何方。所以，思想滯后于歷史，但思想可以思想沒有發生過的事，只是無法脫離現實形成體系。
我們既然講的是中國文化中的經營思想，總要對這個文人治國的文化有一些思考，那么，我們就用巴金《隨想錄》中的懺悔作這篇文章的結尾：講真話是不容易的，必須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說真話，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說出真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