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這個詞在中國詩人李商隱筆下，充滿蒼涼感傷，“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向晚并不是傍晚的意思，而是無可奈何只能看著時光向西去，作動詞。這種無可奈何者為意者所不適，黃昏這個詞是向晚的流俗時間的情景呼應，也即是詩人終其一身不得志的結局寫照。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詩言志。
詩言志意味著它需要通過一些隱晦的方式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情感，這種表達方式形成了中國人含蓄的人格特征，也稱之為君子人格。但這種人格在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大眾缺少文學修養，加之生活中的利益關系，繁文縟節式的含蓄就逐漸演變成了客套的模仿，虛假的言語代替了含蓄的語詞，社會交往變得粗鄙而生硬，即使是仗義執言也隨鄉入俗地變成為利益代言，形成了真實的虛偽（鄉愿）文化。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人們身上充滿這樣的虛偽文化，從大眾普通接受的表達方式上就可以看出這種虛偽文化如附骨之疽，直抒胸臆的交流只會引起對方的反感甚至反擊。
在詩人的詩句中，其實透露著仕途窮苦的哀嘆，死亡臨近的無奈。但中國人不會直接將老去、死去這個詞說出來，會用“歲月無情、光陰似箭、花甲、古稀”、“作古、仙去、駕鶴西歸”來表示，4這個數字也就成為禁忌。并且，13這個數字在今天也成為許多人的禁忌，因為它代表著黑色星期五最后的晚餐中那13個人。也就是說，今天的文化，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東方文化的探討，而是面臨兩種文化下的文化融合與建立。
黃昏這個詞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這樣描述：“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之后起飛”。密涅瓦是智慧女神，而哲學的深刻體現在后思或反思之中，也就是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它就像貓頭鷹雖然晚飛，但已具有了智慧。一個成熟思想的產生是需要時間思考的，但它永遠不會晚。西方人這種慢工出細活兒的思想與中國人的大器晚成形成對照，中國人是早熟恨晚，而西方人是晚熟不爭朝夕。就像日耳曼民族，雖然晚近發展，卻如他們的思想般，一旦發聲就震驚了世界。
不同的黃昏在同一個國度出現，就像當年伏爾泰流亡英國時對法國人說：英國的月亮都比法國的圓。現在，這兩個黃昏出現在中國人的文化中，我們如何去理解、表達它，形成一個新的共同的、可理解的黃昏，哪怕最終只是形成一首黃昏的歌曲也可以。我們需要的并不是對錯或標準，而是一個參照。它的意義在于消弭國人身上中西兩種文化形成的沖突，讓國人的文化人格完整，不再分裂。就像人們需要用詩去化解科學帶來的工業災難一樣，讓人的生活從冰冷的機器中獲得作為自然人該有的溫情，而不是被社會機器分解的作為手段的社會零件存在。
一個民族的文化反映在國家層面就是司法制度，如西方商業文明形成的契約文化，在司法中就形成民主法制精神；中國農業文明形成的儒家文化，在國法形式上就是放大了的家法，也就是尊尊而親親。
反映在組織就是組織行為特征，如西方的企業基于私有制產生的民主精神，根據商業契約精神與利益原則而建立起來的反映商業競爭優勢的行為準則，像3M的創新文化，它的基礎來源就是亞里士多德總結的哲學思想起源：“自由、閑暇與好奇心”；3M將這樣的思想通過企業制度給予員工行為實施的可能，最終成就3M；中國目前的企業類型的組織，在企業行為上的反映是模糊的、表象化的，制度、行為是模仿西方的，思想是東方為里西方為表的多元文化，像華為就是這類典型，提倡狼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它實質上就是用西方的形式的皮裹著東方文化中的主奴思想。
反映在個人就形成人格，如西方的個人道德準則的建立，并按照社會法則做事，崇尚平等，將平等的觀念與契約精神結合，形成公平交易、尊重契約、自由意志的原則，老板與員工不會因為個人喜好隨意開除對方；中國目前的人格是分裂的，主要是因為全盤西化，整個國家的教育是按照西方的教育分科制度建立起來的，語言、思想也是西方哲學性質的，雖然中國化了，將哲學貶低了或者異化為馬列主義，但這種中國化恰恰讓人格更加趨于分裂，因為原來代表中國文化的中國語言變得模糊不清了，只剩下文化的表象，而西方的哲學語言又不是原來的哲理，這樣就形成一個語言空轉現象，詞不達意，言不由衷，這就是現實版的邯鄲學步。中國目前的文化其實就是瘸了、癱瘓了，只能變成一種爬行文化。人格不旦分裂，還是瘸著分的。中國人的人格中既沒有西方的公德，也沒有了傳統中國人的私德，因此，中國人的人格普遍是一種畸形的行為乖張的掠奪性人格，挾帶著一臉鄉愿走在庸俗化的商業世界，渾身充滿感性的野蠻與沖動。
中國企業管理者的困惑源于對這兩種文化與這兩種文化形成的沖突不了解，畢竟改革開放大家都是憑一股子想過好日子的干勁出來做生意的，而不是像西方一樣，有悠久的商業文明的傳統，從私有制開始，有受過良好的商業教育才出來做事情。
西方許多企業是因為企業文化而做大的，如3M的創新文化；但中國的企業沒有一家是因為文化優秀而做大的，我們說的文化不是指企業沒有文化，鄉愿、野蠻、機會主義也是一種文化，只不過是比較原始的文化；我們講的文化就是特征很明顯，并且是通過這樣的文化讓企業具有了這種文化特質或者品格，員工身上也反映出這種精神。中國企業文化都是企業做大了，然后事后總結，找個槍手寫出來的成功故事，就像劉邦當了皇帝，非要把老母親寫成是圣母瑪利亞才符合自己的天命一樣。這些企業一旦失去了先發優勢，或者政府的支持，喪失了壟斷地位，很容易就瓦解了。沒有一個敢站出來像可口可樂那樣說，哪怕工廠燒了，只要有個商標在手，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新的可口可樂。
中國企業想要建立企業文化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困難，管理咨詢公司并沒有解決的方案，干脆就直接用“老板文化”來代替企業文化，給這些沒有多少文化思想的老板按了一頂主奴文化的帽子，一直戴到今天。很多老板當然沾沾自喜，并且有種莫名的優越感，像當了皇帝一樣得意非凡。事實上他們就是一個土皇帝。
企業文化的基礎是民族文化，也可以稱為社會文化，族群文化或者種族文化，人們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生存，商業只不過是生存文化中的一種生存現象，或者叫生存方式，并沒有脫離社會文化的基礎。在中國清以前，我們稱中國商人為儒商，為什么叫儒商，它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上下等級關系明確，雇員都是氏族內成員，具有私德。為什么強調私德，我們說過，中國是宗族管理，或者叫氏族管理，而中國人的私德就是在這樣的族群內形成的，脫離族群是很難生存下去的，因為族群與族群是敵對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公德的社會，因此，在過去國家治理靠的就是這些族長、鄉紳。這在如今的企業中也是屢見不鮮，大多數創業期的老板都是帶著親友開始做起來的，這就是私德文化的延續，我們不相信外人，更不相信法律，因為法律在過去是解決氏族之間的紛爭而不是氏族內部問題，內部由族長解決，這就是家法與國法的一致性認識。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黨內成員出問題，也都還是先黨內解決，而不是法制在前，這就是家天下的特征。
那么，老板文化也就是氏族文化的延續，農業文明發展出來的家天下的產物，這樣的老板文化注定是小農意識主導的小農經濟。在商業移民的今天，陌生人的公德關系如果建立不起來，或者亞血緣關系建立不起來，企業文化就依然只有表象形式，沒有純粹的企業精神特征。公德關系就是契約關系，亞血緣關系就是靠稱兄道弟。
我們來分析看看目前中國企業應該走向哪里，或者選擇一條什么樣的文化發展道路。
首先，我們以企業的創新文化為例，創新是科學精神的產物，但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是一個機會主義的代名詞，其意義如同物質短缺時代一樣，找到新產品就掙錢，像美的找到鴻運扇、華寶找到空調……，在生意場上稍微有點背景和知識的，都清楚這一點，中國不可能有創新能力，特別是新技術，到目前為止，抄襲仍然是最主要的創新手段，否則滿大街的名牌汽車里就有我們中國生產的發動機、手機里就有國產芯片了。想要創新，就需要有創新文化，企業可以效仿3M給員工足夠的空間去自由發揮聰明才智，但精明的企業老板心里非常清楚，這些所謂的企業人才并沒有受過良好的創新教育，心靈并不具備自由的高度，知識也局限在科學應用層次，而不是科學發明的水準上。就像任正非所言，教育不能改革，培養出人才，企業就沒有人才可用，我們也可以通過任正非的無奈看到華為虛張聲勢的尷尬。
那么，企業是否需要給予員工個人學習想像空間，遑論是否可以創新，這就需要看你與誰競爭。在中國，與中國企業競爭，我們都處在瘸文化的同一緯度，有人比你更瘸，你就有機會贏他。因此，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做生意，要么與同業合作，要么吞并同業。前者，中國人絕對不去想，因為我們是一山難容二虎、寧做雞頭不作鳳尾的文化，合作對我們而言是狼與羊做朋友的神話故事。中國人喜歡贏家通吃，滅別人九族，不像西方國家會培養、扶持許多的小微企業，保證他們的獨立性與創造力，我們是將這些具有創新性的小微企業扼殺在萌芽之中，通過資本將其鏟草除根，以免將來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企業文化是否建設的探討中，我們經常使用的休謨的一句名言就是：習慣是人生偉大的指南。人性本來就是懶惰的，尋求安逸的，這也是為何那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少數人能在這個社會成為掙到錢的成功人士的原因，也正是因為他們敢冒險，也就讓他們有了路徑依賴癥，換一種商業環境，那些商業環境嗅覺不靈敏的就將以前冒險的成果化為烏有了。我們絕大多數企業主都沒有什么文化，即使有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也并沒有深厚的、系統的管理知識與文化底蘊，更不用說該企業通過一個思想建立一種文化了。他們充其量就是強迫員工喊口號，練個晨操，讓HR搞點活動寫個規章制度什么的，你要讓他們將自由量化一下，那就為難他們了。企業管理者們如果不對“自由”做出一個界定，各種形式的自由文化就會出現在企業員工身上，作為管理者需要的是一種自由文化，而且是對創造力有幫助且易于管理的“自由文化”。
為什么談創新能力一定要談自由？因為它是民主、科學的源頭。也許中國人沒有那么想要民主與科學，只是因為不相信科學就顯得沒文化也沒錢掙，為了掙錢中國人才相信科學。但科學就需要有創造力，而創造力的源頭就是自由。中國人喜歡刻舟求劍、掩耳盜鈴，并不是中國人愚蠢，而是不清楚科學之路如何走，怕人瞧不起還要裝得很科學，最終只能想到走捷徑，這就勢必促成人們的投機心理，形成了實質上的非理性的愚蠢。
中國文化中儒家、道家構成人格總體結構，儒家超出自然，不越矩是慣性，也就沒有了自由意志；而道家回歸自然，也就沒有了意志自由。兩者都沒有真正的自由，中國人的精神物質攪在一起，天與人不分，是自然經濟的產物，個體意識無法獨立，概念趨于表象化，意志趨于欲望化，情感情緒化，自由等同于動物界。中國人的奴性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與儒道思想下生長出來的，這種依附于他人生存的人格怎么會產生創造力。
企業管理者本身也是這樣的人格，想要企業文化中有自由的思想，通過自由意志產生創造力，從而獲得利益，其難度可想而知，管理者改變自己做到獨立意識的自覺就是一個挑戰。因為你要自由就要放棄主奴思想，平等去對待所有員工，就要放棄優勢感以及許多不正當的利益；但在一個小人文化世界里，小人們通常并不識好（感恩），不愿意公平回報，更別提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了，因此先善良起來的人就會罵自己的小人同胞犯賤，轉而形成一致意見：覺得不能對小人太好。現在這個觀念已經深入國人的骨髓，人們不愿意給別人多一點時間慢慢找回獨立人格不犯賤，人們利用各種手段，犧牲所有情感進行赤裸裸的利益博弈。
人只有自由了，才會超越物質獨立于精神層面去思考問題，才會有主體自覺，從而擺脫天人合一，將自然與人、精神與物質分開去思考，理性人格才得以建立，創新才有可能發生。
理性精神就可以解決中國人面臨的概念表象化問題，在企業管理過程中，溝通效率因為概念的清晰而得以提高，大家不會為了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去猜測老板的意思，老板也不用罵員工沒腦子。人的情感表達也建立在理性之上，不再是任意性的情緒化沖突。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感性，就像給人的思想插上了一雙翅膀，心靈可以自由翱翔。
翱翔就需要閑暇，為何亞里士多德會將閑暇視作哲學的條件之一？因為哲學是貴族或者叫精神貴族的游戲，在古希臘貴族們不干活，一切事務都由奴隸去做，包括讀書，也是奴隸讀給主人聽，因此，古希臘的奴隸很有文化，以致在后期也終于出現了一個奴隸哲學家，德比克泰德。閑暇是以自由為前提，在精神獨立的世界里，閑暇才有讓自由意志發揮的地方，否則，中國有閑暇的人很多，因為沒有自由意志，閑暇也就不會用來思考哲學（在古希臘科學屬于哲學）問題。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理解3M為何要給員工自主時間了。閑暇并不簡單只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包含員工的福利、待遇不受影響，可以沒有后顧之憂，這一點我們中國企業很難做到。我們曾經幫助幾家企業購買書籍，建立公司讀書會，企業管理者希望員工在工作時間之外讀書學習，而不愿意讓出工作時間給員工去讀書學習或者思考。更有甚者會問我：喬老師，高管要務虛，但我怎么知道那些高管有沒有在思考呢？（這里反映兩個現實問題，一是企業管理者大多數沒有什么教養，或者說這個國家改革開放太突然，沒有先培養、教育后發展，因此企業管理者還是在固有的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指導下，希望員工付出更多，就像周扒皮半夜起來學雞叫一樣，并沒有將員工當人看，只是當作掙錢的工具；二是社會資源被權力壟斷，缺少公平基礎，或者叫市場經濟基礎，加上企業主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沒有能力識別、評估組織內外各級崗位人員或合作公司的價值，于是只能要得更多，底線是不吃虧，但絕對不想公平，能占就多占一點的掠奪文化在驅動著他們，輸了也怪命不好，而不會去追問公平正義的缺失，這就是理性的缺失導致的感性的野蠻。這類企業主或者員工身上，我們看不到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不越矩的影子，而是赤裸裸的原始的自然主義的野蠻的自由與實用主義加資本家的貪婪性，這種野蠻的貪婪在整個社會之中彌漫，每況愈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以貧困降低大眾人格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走向野蠻”，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野蠻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種焦慮普遍存在于企業主心中，因為我們缺少自由意志，自然沒有建立起平等的原則與價值觀念，非民主制度加上新商業移民造成的陌生人社會，使得社會公德、誠信都沒有建立起來，猶如處在荊棘叢生的原始森林之中，步步危機，焦慮自然就會存在。我之所以用焦慮，而不是憂慮，是因為企業主焦灼，看著員人不干活兒，就像看著人民幣上的毛主席不在了一樣心痛，因此憂慮無法表達這種心情。憂慮普遍存在于每一個國人心中，大家白天掠奪，只有晚上半夜才會讓靈臺空明,然后抬頭仰望星空，然后天良發現頭頂還有一個上帝，人性的光輝在這個時刻猶如流星一樣片刻閃現，雖然第二天醒來依然作惡。每個人知道這樣你死我活的生存方式并不能解決問題，誰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就被別人掠奪成為貧民或者階下囚。也正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環境如此之惡劣，大家才歇斯底里地更加瘋狂的去掠奪財富，心底寄希望于通過這種賭博式的掠奪盡快獲得財富從而解決自己朝不保夕的憂慮，盡早逃離生死叢林，保障自己的安全。這也是為何中國政商富人階層大多移民的原因。
講到這里，我們就會知道為什么華為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公司，為什么孟晚舟是加拿大戶口，為什么它依然只是一個充滿中國主奴思想的公司，為什么它們會有兒狼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了。因為華為或者中國人的興趣不在文化，在錢多少。因此，我們需要討論亞里士多德形成哲學的最后一個條件：興趣。
興趣在西方的意思是指無條件的或者叫無功利的喜歡，也就是純粹喜歡，不為了任何利益好處。中國人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讓孩子從小去讀各種“興趣”班，這就不是西方的興趣，而是一種將來可以預期獲利的投資手段。閑暇在這些未來的主人們身上是找不到的，所有的閑暇都變成了忙碌的“操千琴而曉聲”的技能訓練。那種從容的自由，在這些未來的主人們身上投射出來的是滿面倦容，一臉無奈。我不知道這些幼小的心靈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會成長為什么樣的世界，但它很難發展出一個擁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
企業管理者或者HR面試，最喜歡問的就是你的興趣或者你對我們公司或這個職位有沒有興趣這種傻話。這就像你對面站了一個滿臉向往你手中棒棒糖的孩子，你問他喜歡不喜歡吃糖一樣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度，你怎么問人家都會說YES！我不知道面試官想滿足什么樣的心理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企業管理實踐中，一個員工如果因為專業問題質疑領導，我想能接受質疑并且不會介意的領導數量應該非常低，不給事后穿小鞋都是非常有胸襟的了。專業興趣通常就在這樣的打擊下被扼殺了，創新從何談起。
企業文化在企業經營中的現實意義，我想大家都愿意理解為競爭力或者競爭優勢的創建或基礎。其實它的現實意義遠遠不止于此。從企業角度來講，企業員工的精神面貌會有所改變，狀態會很好，公司氛圍創新力都會提升；從社會角度來講，它傳遞了更積極的社會價值，讓人們不再恐懼于社會分工導致對人性的分裂，因為有這樣一個溫暖的組織存在。但真正的意義在于，我們讓每一個人，真正的像人一樣活著了，人們獲得了應有的尊重，可以真正的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做，讓所有人感到這是一個人的社會，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建立起來的自己承認的社會。
當我們寫一篇文章里面都講問題，讓人感受到滿滿的“消極”情緒時，我們應該從中找到積極的意義。這個積極的意義就是找到了問題，因為找到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現在學校、社會里的企業文化其實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無病呻吟，想當然地寫個愿景當企業理念，把這些所謂的“理念”當成企業文化，對文化的根基不加考察，借西方的文化這酒杯來澆中國人胸中之塊壘。將西方企業的商業精神丟掉，弄個橡皮圖章代替契約；將西方的企業文化掛在自己的墻上，中國的主奴思想放在自己肚子里。這種里外兩層皮的小丑文化，怎么能算是企業文化呢？
恩特致力于傳播新文化，所謂新就需要將舊的揚棄，將浮土撥去露出堅硬的磐石做基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叫新。就像我們可以同意砸孔家店，任何舊的東西你都可以砸，問題是，你需要建立起一個新的起來才行。這就像一個需要吃奶的孩子，你嫌棄奶媽不好，說遣散了，這沒問題，但你又沒有找到新奶媽或者奶源，這就會是問題，孩子們過著有奶便是娘的倫理缺失和沒奶喝而餓死的境遇。中國目前就處在一個既沒有舊文化，又沒有新思想的時代，如果非要說有，那就只能是中西方文化的糟粕這個有了。
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一種保護機制，保障人們生存的穩定性，它的可能就是人們在長期的生存中通過智力對世界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認識而逐步完善的。在這個商業社會，非理性的野蠻就像百年前中國人用冷兵器對抗西方熱兵器，野蠻沒有絲毫勝算。加上中國人喜歡的鄉愿文化形成的窩里斗，這樣的內耗在經營成本上是高昂的文化成本，企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對的不僅是與自己同樣在非理性文化下成長的中國人，還有百年前全面戰勝自己的各種外國人。因此，窩里斗只能戰勝同胞，無法最終獲得勝利，即使有商業政治可以“避難”，政府給予政策保護，那也只是一時。現在看來，這種保護讓西方企業十分不滿，因為不公平，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在技術輸出上就會停止或嚴格控制，讓沒有創新能力的中國企業永遠輸在起跑線上。
中國人的小農意識從上到下都是一樣的，小富即安到小富膨脹，全國上下形成一種莫名的物質狂妄。即使西方人在中國人站上了樓頂后抽掉了梯子，也最多發揮一下阿Q精神罵幾句，但那種站在樓上俯瞰抽梯的外國人的舒坦勁，還是讓國人找回了當年東方文人的傲慢，感覺非常良好。這就是文化的不自信，我們心底里潛藏著沉重的自卑，在缺少理性的支撐下，讓感性進一步情緒化。
約束我們的感性野蠻，建立起理性精神，將傳統文化中的鄉愿去掉，將墨家思想拾起，克制我們的主奴思想，也許我們還有希望。
